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，六大与七大是两个极为重要的会议，虽然我们常常讨论遵义会议和中共七大，但许多人可能对这段从1928年到1945年的历史细节并不熟悉。这十几年是中国革命中极为动荡的时期，党中央的领导层经历了多次变动，核心领导人物也在悄然更替。那么，在这段历史中，究竟谁是中央的真正核心领导者呢？

在大革命失败后，国民党对共产党员展开了疯狂的镇压，白色恐怖笼罩全国，革命陷入低谷。由于内部的捕杀和外部的威胁，会议的安全性无法得到保障，因此中共六大不得不被设立在遥远的莫斯科举行。从六大到七大，整整经过了十七年的波涛汹涌，中央领导班子的多次更换成为时代的背景，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一段历史的面纱。

中共六大是中国共产党独一无二的大会，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，这是唯一在境外举行的全国党代会。这一选择虽是无奈之举，但也显示出当时国内局势的严峻。会议上，共有142名代表参会，其中84人拥有表决权。大会上，瞿秋白进行了政治报告，周恩来作了军事及组织问题报告，李立三针对农民问题做了专题发言。会议总结了大革命的失败，指出中国社会仍是一种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的社会，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来扭转当前困境。同时，共产国际也对该大会给予了指导。

会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，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与政治局，核心领导层中有苏兆征、项英、向忠发、蔡和森等。尽管向忠发是政治局的主席，但因条件所限难以全权负责党的工作。随着蔡和森因健康原因被调往共产国际，李立三逐渐接手。期间，周恩来仍在莫斯科未回国。经过全党努力，革命形势稍有好转，但党中央深知敌我力量的悬殊未变，革命高潮尚未到来。

周恩来回国后，以其卓越的声望和资历承担起了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。1930年3月，周恩来再次赴莫斯科汇报，期间李立三接管日常工作，但他的冒险主义路线埋下了隐患。1930年8月，周恩来与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国，基于共产国际的决议，开始纠正错误路线。在六届三中全会中，李立三因此下台，后被派往苏联。

随王明和博古的上台，中央领导层再次发生变化。1931年1月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，王明借助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，掌控中央。他们开始推进一系列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，导致了严重后果，包括顾顺章的叛变，使党中央处于极大危险之中。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，博古被选为中央总负责人，继续推行错误路线，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失败，最终被迫开始长征，革命再度陷入危机。

遵义会议召开于1935年1月，标志着党的历史转折。会议重组了中央领导班子，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，并与周恩来、王稼祥组成军事小组，负责红军的指挥。由于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，党中央不得不自我决策。遵义会议后不久，张闻天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，主持日常党务，而毛泽东则主导军事指挥。尽管名义上张闻天掌握党务，实质上毛泽东才是当时的军事核心。红军到达延安后，全面抗战爆发，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，革命形势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。